2024年6月13日，举世瞩目的特斯拉股东会议投票表决两项重要股东决议且均以显著优势获得通过。其中一项就是关于马斯克个人的558亿美元薪酬兑现。 
虽然这项薪酬方案是是使用营收、利润和市值等指标来进行对赌的，但显然只用这些传统数据恐怕不足以解释这件事儿，否则也不至于上升到法院判决和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的层面。
这个事儿是因马斯克而起，这里我们就借用他一直心心念念的意识之光。
从哲学和宗教层面来说，“意识之光”通常是指心灵成长领域中的概念，代表着内在的智慧、觉醒与意识的提升。一个人在成长和启蒙的过程中，可能经历“意识之光”的时刻，这通常指的是一种超越日常感知和思维的体验，让人感受到内在的平静、洞察力和启示；这可能会带来对人生目的、价值观和精神境界的新认识，促使个体迈向更高层次的成长和发展。
以上这段文字让人听起来很像那么回事儿。然而不幸的是，这和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意识之光有云泥之别。
2010年2月1日，78岁高龄的稻盛和夫出任日航会长。此时日航资不抵债，处于破产保护之中；政府到处求援，但是没人接手。
而在稻盛和夫上任的2010年，日航就实现利润1400亿日元。
到2011年3月底共424天，创造了日航历史上空前的1884亿日元利润，是日本另一家航空公司“全日空”同期利润的三倍。
2012年9月，日航在宣布破产后仅仅用了2年零8个月实现重新上市。
从2009年破产到2012年重新上市，过程中共有4个时间节点，其熵值分别如下表格：
备注：有关熵的介绍可以参看本号2023年9月28日文章《今天你“负熵”了吗？》
回归主业。他将与主业无关的、亏损严重的业务全都大刀阔斧地砍掉。合计裁员三分之一，部分原高管也在其列。
引入为人熟知的阿米巴经营。划小核算单位，按每一条航线甚至每一个航班来核算收入成本，盈利表现好的保留，盈利表现不好的果断停飞。他把公司细分成所谓“阿米巴”的小集体，并委以经营之责任，从而培育出许多具有经营者意识的领导者。
重塑企业文化。确保全员团结一心，共克时艰。以员工为本，每天3小时培训，一个月做了17次，改变管理人员的思想。培训之后一起喝酒，每人交1500日元的酒钱。有的乘务人员甚至主动减重，包括携带的化妆品以及自身体重，以节省飞机的燃油。
从系统的角度来说，稻盛和夫在其中起的主要就是对日航作为一个系统的熵的预测、分析并管理，采取措施，不断向日航注入负熵流，最终让日航这个系统起死回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意识之光”。
2015年9月，赫伯特·迪斯加入大众汽车集团，担任董事会成员兼品牌管理委员会主席。
2018年4月，迪斯接替排放丑闻危机处理不当的马蒂亚斯·穆勒，成为大众汽车集团新一任CEO。他领导大众加快了向电动汽车和智能化的转型步伐，推动公司进行组织架构调整和战略重组。
2021年12月9日，集团监事会宣布高管人事变动，迪斯留任CEO但职权被缩减，将主要负责公司软件部门Cariad。
2022年7月22日，集团监事会在会议后宣布，迪斯将于8月底离职。
2018年4月迪斯开始带领大众汽车集团加快了向电动汽车和智能化的转型步伐，推动公司进行组织架构调整和战略重组。为了加速电动化，迪斯还曾邀请特斯拉CEO马斯克通过视频方式参与大众集团2021领导力峰会。马斯克作了视频演讲；迪斯也称赞特斯拉的速度之快令人印象深刻并举了芯片和软件开发协同的例子。
1.2.1 电动化转型。迪斯制定了“Roadmap E”计划，2025年之前在全球推出80款电动车型，并投资数十亿欧元用于电动化技术开发。1.2.2 智能化转型。致力于推动公司加强数字化技术应用，推出智能互联功能，提升用户体验。1.2.3 成本优化和效率提升。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简化组织、削减开支、提高生产效率等。2019年大众品牌计划裁员7000人；奥迪2020年时宣布裁员9500人；2021年底迪斯打算对大本营狼堡工厂下手，计划裁员3万人。1.2.4 品牌重塑。迪斯积极推动品牌重塑，强调可持续发展和环保理念，在产品设计、营销和服务中注重创新和质量。
德国当地时间2022年7月22日下午，一场决定迪斯职业生涯的特别监事会，正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悄悄举行。迪斯本人显然对此毫不知情，此时他正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祝大家暑假愉快以便下半年蓄势待发。发帖后仅仅一个小时，集团监事会投票一致同意解雇迪斯。
如果把大众看作一个系统，从熵值角度分析，它和案例1里面当时日航的情况对比是：当时日航是破产状态，熵值已达到波峰；而2018年初迪斯接手的确是刚刚销量历史新高（2017年销量）的大众集团，只是附带有排放丑闻缠身。该系统熵值并不是处于波峰虽然的确处于上升期。
然而如果再迪斯一次选择的机会，大概率还是会接受这个职位的。管理这么一个巨无霸企业，总体量超过老东家宝马两倍，毫无疑问是激动人心的挑战。
如果说句“事后诸葛亮“的话，迪斯也许更应采取如下措施：
a. 组建扩大并亲自领导电动化部门，开发出可以和市场电动汽车强者如特斯拉相媲美的产品。原来的“Roadmap E”到2025年至少80款电动车型的计划过于宽泛，应迅速（比如2021年间）拿出3~5款在欧洲开辟市场然后在中国与特斯拉形成电动双雄局面。随着电动化车型增加，除了保留部分善后人员维护原有车型外，坚决解散燃油团队，部分人员可转入电动部门。
b. 成立人工智能（自动驾驶）部门。这一块是非常烧钱的，或可以在有几款经典电动车型量产上市之后。所以关键电动车开发并量产上市的时间紧迫，而按照原来大众的风格要花上几年才能开发出一款车。这是一个难点，必须要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极度压缩开发周期。只有快速且源源不断开发出新电动车型并上市盈利才有机会壮大AI部门并可持续发展。
c. 旗下品牌/子公司转型。对于集团旗下的各个高端品牌也是一样，如奥迪、保时捷等。在每个子品牌下寻求支持者执行快速转型。像奥迪这种高端量大的品牌可以自己兼任CEO。原CEO可以视情况转任到集团为推动转型副手，如不是志同道合则迅速解雇。
d. 财务与人才支持。为了加快战略转型，为确保中途母系统不会熵死，可以出售几个即使还在盈利的品牌，如兰博基尼、布加迪等。可能在出售盈利品牌时候压力比较大，然而从长远熵值预测分析看则须在子系统熵值较低时（此时可以卖个好值钱）时卖出。为了更坚决地执行，可以在子公司的CEO中，寻求志同道合者，委以重任，如原保时捷CEO奥利弗·布鲁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系统熵值不是峰值之时，去做出改革是阻力、风险相对是较大的。迪斯也已经把集团看作一个系统并对其熵值做出了预测、分析和主动管理。然而对于所属多个子系统，比如电动部门、燃油部门、以及人工智能部门甚至各子公司的熵值可能没有主动做出预测和分析，就更谈不上主动管理了。
所以相对案例1.1不同的是，这里我们得出的是：对于巨大系统而言，不仅要关注母系统的熵值，同时要对各个子系统尤其是关键子系统的熵值以及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主动管理。同时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了子母系统都能生存发展，需要从母系统中释放子系统。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进行取舍。
这里我们把对于子母系统的熵值进行预测、分析并主动管理这一系列行为，特别是背后的思想，以及之间的相互作用等，称为意识之光。
二、什么是
？
宇宙中存在一股力量，它要让万物进化发展、变得更加美好。我们称这股力量为“宇宙的意志”。如果顺着“宇宙的意志”产生的潮流而动，我们的人生就会带来成功和繁荣；如果逆着这股潮流而动，就必然走向没落和衰退。
贯穿于整个宇宙的所谓“宇宙的意志”，充满着关爱、真诚以及和谐，它要让万物都各尽所能，让整个宇宙都朝着更好的方向成长发展。这个论断从宇宙物理学的“大爆炸”理论可以得到有力的佐证和解释。
我们常说，一部人类文明史也就是一部人类进步史，在不到8000年的短暂时间里，它已经创造出构成人类生活特质的几乎所有东西。我们祖先中的绝大多数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就由狩猎生活进入农耕生活，并且很快进入都市生活。这大概是3000年前的事。
只有在一个总体上进步迅速的社会中，大多数人才能享受个人成功。而在一个静止的社会里，上升者和下落者的数量差不多。为了让大多数人在个人生活中能分享进步，进步就必须有一个较高的发展速度。亚当·斯密的一段话无疑是对的，他说：
正是在进步的状态下，即社会为进一步获取不断前进的状态下，而不是在社会已充分富有的条件下，劳动大众和大多数人的状况似乎是最幸福、最舒服的。但在静止条件下，人们的状况是悲惨的。进步的状态是令所有阶层的人士都欢欣鼓舞的状态，而静止让人感到乏味，衰落让人感到悲哀。
将人类社会视为一个系统，如果没有持续进步，就必然会面临熵增。这些进步可能包括科学技术发展、社会制度优化、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例如，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创新和效率提升可以提高生产力、改善生活质量，同时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相反，如果停滞不前或倒退，则人类社会可能会陷入静止状态或逐渐失去秩序和组织，导致熵值的增加。这可能表现为资源浪费、社会不平等加剧、环境恶化等情况，最终影响整个社会体系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只有通过持续创新和进步，人类社会这个系统才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秩序，避免熵死。
2.2
把人类看作一个系统，以后人口如果由于各种原因比如气候、战争等下降到10亿或1亿以下（虽然总量看起来还是很大），但那时人类失去了进一步繁衍的能力，只能越来越少直至消亡。此时人口即使还未归零，但是已经“熵死”。预测到这一点之后，马斯克开始研究、策划并执行外星殖民计划。
戴密斯·哈萨比斯是一位神经科学家、电子游戏设计师和人工智能研究者。受图灵的观点影响，哈萨比斯同他人共同创办了一家名为“DeepMind”的公司，想要设计出一种基于计算机的神经网络，从而实现通用人工智能（AGI）。
2012年有次哈萨比斯到马斯克的火箭工厂拜访后者，他们坐在食堂里，俯视着火箭装配线。马斯克对哈萨比斯解释说，他之所以要打造可以飞往火星的火箭，是因为在发生世界大战、小行星撞击或人类文明崩溃时，这是一种可能保存人类意识的方式。哈萨比斯又补充了另一种潜在威胁-人工智能，机器可能进化为超级智能，超越我们这些凡人，甚至可能做出决定把我们干掉。马斯克在心里琢磨这种可能性的时候，静静地停顿了近一分钟。他认为哈萨比斯对人工智能风险的认识可能是对的。
2013在自己的生日派对上，马斯克和拉里·佩奇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马斯克说，人类的意识是宇宙中宝贵的一缕烛光，我们不应该让它熄灭。佩奇认为那是多愁善感的人在胡说八道，如果意识可以在机器中复制，那为什么它不配具有同等的价值？也许有一天，我们甚至能够将自己的意识上传到机器中。佩奇指责马斯克是“物种主义者“，只偏袒自己这个物种的生存。
是推动系统熵值变化的思想、原动力及其措施。我们可以把不同状态下的熵做一个对比，找出背后促使变化的指导思想和驱动力量。
以往讨论熵的时候，常会以个体自律为例子。我们知道作为一个系统，自律的人相对非自律的人熵值较低。但是促使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自律的人之所以自律，是因为TA已预测或观察到如果不自律自己将会怎么样，长期自律或不自律产生的状态对比又会是什么样的。有了这样一个预测、分析之后，该个体可能采取了自律的各项措施，主动管理了熵值的变化；当然该个体也有可能躺平，则任由意识之光熄灭。
这对系统熵值的主动管理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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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系统角度来看，马斯克拿到558亿美元薪酬可以被解释为他在推动科技进步、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做贡献的奖励。马斯克作为特斯拉联合创始人和CEO，在电动汽车、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进行了重大投资、研发和应用。
这些领域的发展对人类的未来生存至关重要。如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相关产品有助于减少碳排放，降低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马斯克领导特斯拉为人类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如人形机器人，后续和SpaceX合作，人形机器人可以用来模拟人类登陆火星。这将极大增强人类自身进化为多行星文明的能力。
总而言之，马斯克通过主动管理人类生存这个系统熵值并利用特斯拉这个平台采取措施，让人们看到人类永续生存的一束光。从而无论是股东，还是社会舆论，都旗帜鲜明地支持马斯克获得这笔薪酬。 反过来说，如果股东没有同意这笔薪酬，则是掐灭了这一缕光。
爱因斯坦曾说：“凡事应该尽可能使其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为止。”下面我们就用对系统熵值进行主动管理而诞生的意识之光这个概念来分析当下几个热点事件。
生物和生态系统都是通过能量从高利用状态转换到低利用状态来维持它们的高度组织的低熵状态。生命系统和整个生物圈被伊利亚·普里果金称为“远离平衡的系统”，具有高效率的“耗散结构”来降低无序度。高度有序的生物群落的呼吸作用构成了生态系统的耗散结构。依此类推，城市需要组织良好的维持人员和充足的税金来耗散无序，维持质量。如果流经森林或城市的能量的质量和数量都发生降低，无序耗散不充分，那么森林或城市就要开始退化和衰老（变得无序）。很多城市和受空气污染胁迫过度的森林都面临这个问题。
在生态学中，熵被用来表示生物多样性的指标。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可以被视为系统中各种生物种类的多样性和相对数量。生态系统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每个物种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特定的角色。当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增加时，系统的信息量会增加，系统运作更加流畅，熵值降低，系统生命力更强。
当人类优先占用越来越多的资源，并且将越来越多的自然环境转变为归化环境时，一些物种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一旦我们懂得如何保护符合我们的最大利益时，所有层次上的多样性（基因、物种及景观）就能被保护下来（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具备了生态技术）。
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具有重要影响。较高的生物多样性通常与更高的稳定性相关联，因为各种生物种类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增加系统对外部压力的抵抗力。系统中生物种类的数量和相对比例影响着生态系统内部的信息流动和能量传递，从而影响了系统的整体稳定性。
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入侵选择抵抗和不抵抗在系统熵值方面可能产生不同影响。选择不抵抗，短期低熵而后急剧上升。如果乌克兰选择不抵抗或采取较为温和的口头抗议措施，这种情况下，短期内由于潜在战争造成的混乱程度和系统动荡可能较少，系统熵值受到的影响较小。也就是说系统短内期熵值不会增加很多。然而作为一个独立国家面对侵略不抵抗会带来政治上的批评和危机，对国家的领导力和国际形象造成极大负面影响，进而影响整体的治理效能。如果放弃乌东地区，系统在一段时间后熵值将会陡然上升。
选择抵抗，会先迅速产生高熵而后下降。乌克兰组织军民积极抵抗俄罗斯入侵，可能需要消耗大量资源和人力，战争状态下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短期内系统熵值急剧上升。在反抗侵略的过程中，信息密度增加，独立民族意识增强，以及外部直接给予的物质和能量输入等会形成很大的负熵流。 而就在本文发布的8月，乌克兰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已经攻入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
基于对系统不同阶段熵值变化的分析，乌克兰总统泽兰斯基通过预测、分析和管理乌克兰系统熵值的变化，从而更积极地应对了俄罗斯的侵略行为。这种系统性的思维方式有助于他更全面地理解局势、做出明智的决策，并有效管理乌克兰这个国家的稳定和安全。
到目前为止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AI）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人类智能是指我们人本身拥有的认知、情感、学习和创造能力，具有自主思考、情感体验和社会交互等特点。人类智能基于大脑神经网络，可以适应多样化的环境和任务。人类智能具有直觉、创造性和情感等独特特征，能够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下做出决策和创新。
人工智能是指通过计算机和算法模拟人类智能的能力。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处理海量数据、执行复杂任务、学习和推理，但缺乏人类智能中的情感、直觉和创造性等。AI依赖于数据和算法来进行推理、决策和学习，其优势在于处理大规模数据和重复任务。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可能会相互融合。
如上图所示，从人类的角度出发，人类肯定会把AI的意识从一开始就定义为了服务人类的永久生存；AI如果自主了，会不会觉醒从而更改成服务自身所属种群的永续生存？这个显然不是基因的延续，而是意识的传承。
再进一步，AI需要消费吗？目前没有，当下阶段AI只是有一定思维能力的生产型工具。未来AI是不是会形成自我意识，从而也产生意识之光？把人类看作几百万种生物中的一种以便保持生物多样性？
然而致命的是，硅基生命是否还像人类一样需要保持生物多样性？很明显答案是否定的。而一个不需要生物多样性（当然同时也不需要人类）的有自主意识的AI是人类需要的吗？至此我们知道：人类需要的或只是无自主意识的AI。
在物体运动研究领域，一个常见的概念是自由度。例如，直升机有6个自由度可以描述直升机可能的原地转圈、俯仰和偏航运动。像汽车则只有3个自由度（没有垂直运动），但是只有2个自由度可控。也就是说，地面上的汽车通过车轮只能前后移动，并通过其方向盘向左或向右转。如果一辆汽车可以直接向左或向右移动（比如说使其每个车轮转动90度），那么这将增加1个自由度。
显然在三维空间里，从系统的角度来看，直升机比汽车有更低的熵值。这也就是我们口头说的直升机打坦克是降维打击。
科技创新大多是不可预见和无法预言的。至今为止，人类在探索自然奥秘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我们知道的远远少于我们不知道的。F. A. 哈耶克在其著作《自由宪章》中也说：
正因为每个个体知道的东西都很少，尤其是我们不清楚谁知道的最多，所以我们相信人们独立的、竞争性的努力会使我们得到一经见到就想拥有的东西。
而要达成这样的环境，生产资料则须分布到数量巨大的各类民间主体。这样就会允许各种独立的竞争涌现，创造力比较容易发挥出来。对于不掌握生产资料的普通人来说，工作选择的范围也较多。在这种自由环境下，创新创造的主体多，不一定所有主体都能成功，但只要有部分（即使比例非常低)的主体成功，则整个社会就会进步；生产资料（含土地）都属于数量巨大的各类民间主体，各主体相互竞争，极大增强了创造力。非自由环境下，生产资料本质上属于专制者，创新创造的主体少，进步概率极低。
举朝鲜、韩国对比为例。这两个邻国在创新主体方面明显有很大差异。朝鲜的创新主体主要是政府及其附属机构，如朝鲜的科学院和大学等。朝鲜政府对科技研发有较大投入，但由于受到外部制裁和封闭政策的影响，其科技水平相对落后。同时朝鲜的创新主体受到政府控制，缺乏市场机制的自由竞争和激励机制，这极大限制了创新的活力和效率。
韩国的创新主体更多是企业和研究机构。韩国的大型企业（如三星、LG）以及中小型企业在技术创新和研发方面具有较强实力。韩国的研发经费占比较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较强。总体而言，韩国的创新主体更加多样化，涵盖了企业、研究机构等多个领域，有利于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
最后，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一个案例，如果日航当时没有寻求稻盛和夫支援，而是高薪挖来另一个航空公司的老总，极大概率是不成功的。原因如案例1.2，该高管可能会像迪斯尝试学习特斯拉那样去复制自己的老东家，从而大概率如迪斯一样半途而废黯然离开。
当时在稻盛和夫接手之前，日本政府也尝试邀请同行业的资深高管，均遭拒绝。接手濒临破产的日航，最终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可以预测的。日航要想起死回生，很明显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同行业高管带过来的管理运作经验，而是对系统如若选择不同方向发展的熵值态势进行预测、分析，从而选择真正有利的方向，并迅速采取有力措施。这正是稻盛和夫发出的那一缕意识之光。
显而易见，稻盛和夫拯救日航的这类案例只有在自由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发生。
2.《生态学-科学与社会之间的桥梁》，Eugene P. Odum著。
4. 《埃隆·马斯克传》，Walter Isaacson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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